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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毅:第一时间解决“疑难杂症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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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时间:2018-10-10

  • 浏览量:18

  2004年,他进入区劳动监察大队,成为一名监察员。十多年来,他每年与搭档处理300余起举报投诉案件,是一个在劳动监察岗位上不折不扣的“老黄牛”。

  在他处理的案件中有不少“疑难杂症”,他都会尽力在第一时间解决。例如,为上万名外卖小哥讨要高温费并获成功,成为轰动上海滩的经典案例;迅速介入网红牛排馆关门案,为120名员工讨到540万元工资;快速处理海鲜火锅店老板藏匿案,免除了失去工作的员工流落街头之苦……这些案件的处理,使他成为职工心目中的“男神”,也使他连续四次获得黄浦区委区政府嘉奖,还被授予三等功。

  本期劳权请来黄浦区劳动监察大队一中队中队长、办公室负责人黄毅,由他讲述开展劳动监察工作的故事。

  帮万名外卖小哥拿回高温费

  我们监察大队共有25名队员,承担着黄浦区域内的劳动监察工作。我们每年案件办结都达到1800至2000件。

  以前,大家都把“撑船打铁磨豆腐”视作最辛苦的工作。现在,我可以说,一线劳动监察工作是现代最辛苦工作之一。一年365天,我们日夜待命,按业内说法,我们就是“7×24”、“白+黑”全年无休式的工作。任何突发事件、群体性事件,接报后,我们都必须在一小时以内赶到现场处置。因此,即便是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,备勤的人员手机也是24小时畅通;即便参加婚宴,也不敢喝酒;即便是恶劣天气,只要接报,备勤人员也必须风雨无阻地赶往现场处理。

  如果说,十多年来,我做了一些工作,取得了一些成绩,也是和我们全体监察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  在我记忆里,我做的最难的一件案子,就是受命为外卖小哥争取高温费。2017年7月,天气异常炎热,外卖小哥反映,他们在露天高温下作业,却没有高温费。情况反映到市有关部门后,引起高度重视,由于外卖小哥涉及全市各区,经市有关部门研究后,决定由黄浦区劳动监察大队统一处理,而队里又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派给了我。

  接手后,我仔细分析,外卖平台是新兴业态,它的用工方式多样灵活,有直接用工、劳务派遣、业务外包、兼职,还有平台之间的共享用工。要解决外卖小哥的权益问题,首先就要摸清用工数和界定员工的用工性质。为此,我和同伴跑了浦东、徐汇等10多个外卖工作点,与负责人接触,与员工谈心。

 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,我了解到,与这个外卖平台有业务往来的外包主体近30家,大部分是外地注册企业。显然,要一次性把这些企业召集起来,统一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。怎么办?

  在领导的支持下,我采取了两个方案。方案一:我直接找到外卖平台在沪临时办公点,与平台负责人交流。起初,该平台负责人认为,他们只管自己的员工,其他的员工均由外包公司负责,与他们无关。我便告诉他们:理论上说,他们的话有一定的道理,但是,作为发包单位,也要承担社会责任,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如果外包企业发生问题,发包单位也要承担连带责任。

  该平台负责人还是不能接受,并从北京总部请来一位律师与我们交涉。交流中,我严正指出,首先,外包企业都是平台找来的,平台对他们的行为就要负一定的责任。其次,外卖小哥工作性质属于高温露天作业,不发高温费肯定不对。最后,外卖小哥对外统一使用平台标识,认为自己是为平台服务的,就法律上来说,发包方也要尽到义务。

  在我和同伴的说服下,平台方接受了我们的观点。

  接着,我又实施第二方案:与规模较大的外包企业直接面谈。我和同伴告知他们,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,外卖小哥的工作性质符合发放高温费的规定,如果他们不发,劳动部门将追究责任。同时,他们的行为将列入国家征信平台,影响企业的声誉。此时,外卖平台也积极配合我们工作。

  最终,外卖平台和外包企业给上万名外卖小哥发放了四个月共800万余元的高温费。当我拿到厚厚的发放名单时,我心里充满了欣慰。

  纵观整个案件的解决过程,我深深地感受到:从受理案件到处理到最终结案,该起案件始终得到市人社局和市劳动监察总队的业务指导,我们大队领导无论是听情况、做决策,都是全程参与,恰恰是这种内部的“上下合力”,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,解决了该起涉及人数多,跨区域的复杂高温费案。

  为“网红”牛排馆122名职工维权

  在日常工作中,我们经常会遇到突发事件。面对突发事件,就需要我们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和迅速反应的能力,及时处置案件。

  今年5月,6家由外资开办的“网红”牛排馆结束营业后,突然统一关门。翌日,得知消息的员工向我们举报后,我和同伴立即赶往现场。

  当我们找到牛排馆负责人后,该负责人认为,因为这家总部在国外的牛排馆调整业态和经营策略,统一停止了中国区业务。

  针对他的回答,我马上指出:企业“开、关”,是经营者的自主行为,但在这一过程中,必须依法解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。

  经过调查和清点,我和同伴找到了121名员工。在我们的主持和监督下,企业与职工通过协商,达成了协议。其中114位职工拿到了共540万经济补偿金、工资、加班费等,还有7位员工由于仍在从事收尾工作,涉及的30万元等待解除劳动合同时一并发放。

  由于媒体的介入,唯一失联的员工获知信息后,也找到我们要求解决问题。我和同伴为这名员工开了“小灶”,也使他的经济补偿及时得到解决。

  结案后,我的感触还是很深的。我认为,对劳动者来说,一旦发生劳动争议或纠纷,必须第一时间找寻有关部门帮助,但维权过程也要依法理性。对企业来说,一旦发生问题,也应该及时与劳动部门联系,除了咨询、了解;必要时,也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指导和帮助。

  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,除了反应及时处置、果断以外,引入媒体监督,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,也有助于事件的解决。

  我认为“网格化”管理,是十分有效的。以我们大队来说,总共只有25人,要管理整个黄浦区,人手显然有限,而通过把街道划分为若干个网格,由各街道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实行专人负责,这就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快速反应能力。

  而按照我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说,解决问题,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,“第一时间”是十分重要的。

 
来源:劳动报
编辑:王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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